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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大员刘坤一曾被师爷敲诈四万两白银

编辑: 来源: 时间:2011-12-19 22:08

  大凡得势的“偏房”,总是比“正室”更擅于权术。因为“偏房”们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,并不是取决于制度的规划,而是高度依赖于私人的隐权力资源,比如是否得到人主的宠幸、太监的配合、羽党的拥戴。严嵩要在朝廷上呼风唤雨,唯有绞尽脑汁为修道上瘾的嘉靖皇帝写“青词”(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);后来徐阶取代了严嵩地位,也是因为“青词”写得比严嵩好;张居正欲把持朝政,就不能不勾结司礼监太监冯保。

  太监之所以成为权臣巴结的对象,是因为在明代的权力结构中太监处于要害位置。虽然明太祖朱元璋曾明令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,预者斩”,但“靖难”事变之后,篡位的朱棣猜疑官僚系统,任用“宦官出使、专征、监军、分镇、刺臣民隐事”,“内臣不得干预政事”遂成废话。明中叶以后,皇帝又让司礼监“掌章奏文书,照阁票批朱”之权——这是因为明代废了宰相,皇帝却越来越不成器,沉迷于声色犬马,不理国政,只好将批红的辛苦活计交给身边的太监代劳,于是在明代的权力链条中,太监成了内阁学士的上线,“内阁之拟票,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,而相权转归之寺人(即太监)”。继东汉、晚唐之后,太监乱政集团这一沉睡多年的怪兽,又被明代的独裁君王所唤醒,在失衡的权力系统中再一次张牙舞爪、咬牙切齿。

晚清大员刘坤一曾被师爷敲诈四万两白银

  但我们从名分上来看,不管是“赫然为真宰相”的阁臣,还是被谀为“九千岁”的太监,都属于典型的“偏房”得宠,权力难以获得正统的认可。对他们而言,人品与政声如何,姑且不论,权力本身就构成他们的“原罪”,权力越大,罪名也越大,终有一天要身败名裂。

  朱明政权灭亡后,其基本权力结构为清代所承习。清廷没有再置宰相,继续保留内阁体制,同时将内阁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,并正式授予大学士在名义上“掌钧国政,赞诏命,厘宪典,议大礼”的职责。换言之,明代的“偏房”在清朝已扶为“正室”,从前的副权力系统已演化成正式权力系统了。

  但是,这绝不意味着内阁获得了更大的权力,清代的君主在为内阁大学士追认名分的同时,又另外置立了一套副权力系统——先是康熙皇帝设“南书房”;随后雍正皇帝在“南书房”基础上,创建“军机处”。严格地说,“军机处”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处,并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门,不配置府衙,也不设正式职官,而是由内阁大学士、各部尚书、侍郎、总督等大臣奉特旨应召,以“值日”、“兼职”的名义,入值当差,供皇帝顾问。也就是说,军机处大臣(俗称“大军机”)尽管参预机务,权柄极重,但皇帝并不打算赋予其正式的宰辅之权,他们的预政大权只能说是一种临时性质的权力。

  军机处取代了内阁,成为清代实际上的权力中枢。那些在军机处抄抄写写的所谓“军机京章”(俗称“小军机”,指军机处办事员),虽然官不算大,但他们经手的都是上谕、奏章等机要文书,这些信息优势是可以转化为隐权力的。因此,即便是封疆大吏,也要贿赂他们,比如离京时向他们致送“别敬”,每年还要送上“年敬”、“节敬”,以期得到他们的关照。

  一些得到军机大臣赏识、倚为心腹的“小军机”,隐权力更是炙手可热,且看一个例子:晚清有名的大吏刘坤一欲到江南当总督,因担心慈禧太后不允许,便想走军机处大臣荣禄的门路。但荣门不得而入,只得拼命巴结荣禄的亲信、军机京章连文冲,但连京章也不容易结识,刘坤一登门拜访了两次,都见不到人,不得已,又辗转求连京章的幕友某人代为牵线引见。结果这幕友以连京章的名号,讹诈了刘坤一四万两贿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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